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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巖寺兵站工作的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后，上海各界民眾紛紛組成抗日救亡組織，抗日救亡協會與戰時服務團如雨后春筍。一時間，滬上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踴躍支援抗戰，其中中國紅十字會上海煤業救護隊規模最大，力量最強，而且是最先行動的隊伍，在煤業職工中自愿報名上前線的就有500余人，各煤號調配了近50輛汽車支援前線。

時間定格在是年9月至11月，隨著戰事的變化，救護隊隨國軍87、88師逐步撤至南翔、昆山一線，駐扎在前線與后方的接合部昆山縣月城灣歸有光祠堂，在此堅持了數月余，有汽車約50輛和數百名隊員。每晚汽車從這里出發，奔馳在羅店、寶山、大場一線，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救護傷兵。凌晨駛回昆山后方的戰地醫院，稍事清理包扎后，送往昆山火車站去大后方。這些隊員在戰場上忍饑挨餓，夜不能眠，冒著生命的危險，頂著敵人的炮火救護傷病員，表現出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懷，不少人因敵機轟炸還受了傷，從不見有人退卻，而且救護隊伍越來越大。據《申報》1937年9月8日訊：隊員史濟貴9月上旬，在羅店激烈爭奪戰中負傷……

之后的11月5日，日軍在金山登陸，12日上海失守，租界淪為“孤島”，正在前線指揮所的100余名隊員和所帶的20余輛汽車，與尚在租界里輪休的隊員失去聯系，他們只能同后方醫院一道隨軍西撤。輪休在滬的郭步洲、顧吉祥等數十名隊員，千方百計繞道寧波、杭州，終于在宜興與大隊部會合。不久又遭到日軍狂轟濫炸，隊伍繼續西撤。一路由大隊長田萼芳率司機班長姜懷先、司機王炳奎的一分隊到南京，意在獲得在寧紅十字會和煤業公會的支持。然而，敵軍未到，國軍已撤退，南京城混亂不堪。救護隊員無奈間，找到在寧的一家煤球店，念同行情誼，權且棲身。之后，在南京失守前，撤退到皖南屯溪。另一路由羅希三、王公道、周中奎（周山）率領，經長興、廣德、宣城、歙縣，到達屯溪，與南京來的隊員會合。其間，在宣城火車站又遭到日軍飛機轟炸，炸毀汽車多輛，并且徐匯鑫、周忠成等多名隊員受傷……

兩路隊員歷經艱難，隨軍西撤到屯溪后，救護隊的物資供應和生活來源發生了嚴重困難。大隊部決定先后派出田萼芳大隊長、周中奎中隊長去上海求援。留在屯溪的隊員，這時情緒波動很大，其中有人想返回上海，甚至更有人意欲投奔國民黨。如副隊長羅希三思想動搖，企圖把“上海煤業救護隊”易幟為“國民革命軍后方勤務部揚州處”，被中共地下黨員王公道、周中奎等大部分隊員阻止。

幸好上海煤業公會內的中共地下黨支部已成立，不僅具有嚴密的組織紀律，而且同社會各界有著廣泛聯系和很好的群眾基礎。其中，葉進明、余繼良、毛紀法等煤業救護隊員就是保釋出獄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們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曾想找到組織去延安學習。“八一三”之前，八路軍上海辦事處劉寧一與他們是獄友，于是，劉寧一接近了他們，并代表組織向他們指示：把原來分散的、自發的救護隊員組織起來，搜集戰場上的武器，組成相對固定，具有武裝的群眾團體；黨組織的核心成員，要接受歷史教訓，注意做到隱蔽精干，采取單線聯系，并且秘密做了支部人員分工：葉進明按統一戰線政策，團結爭取上層人士支援前方的救護隊；余繼良去工人救護會對接，不斷組織人員輸送到前方的救護隊；毛紀法聯系文化界救亡協會，獲取各種抗日救亡的軍政信息和社情民意。

當時，葉進明在滬說服業師、愛國的煤業公會潘以三會長，請求他務必拯救山窮水盡的前方隊伍。潘會長及時與陳渭濱、田萼芳兩位副會長商議，作出盡力支持的安排，又繼續促成與上海煤業公會名譽會長、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劉鴻生的深入接觸，選派在淞滬會戰中表現出色的忻元錫擔任前方大隊長，商定由葉進明、忻元錫等15人經寧波、金華、開化快速去皖南屯溪。劉鴻生系滬上工商界權威人士，名望很高，由其發話：在皖南的上海煤業救護隊與中國紅十字會交通股已派往寧波接受傷兵的隊伍合并，由紅十字會和煤業公會在物資上給予全力支持；任務是接收滯留在上海的傷兵員，通過寧波、溫州港口送往浙皖贛湘大后方。至此，救護隊在屯溪擺脫了困境，并且壯大了抗日救亡力量。

1938年1月，上海煤業救護隊大隊部由屯溪移至江西南昌。在南昌活動期間，大隊部得到了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的新四軍軍部的大力支持。當他們獲悉南昌已設立新四軍辦事處，葉進明、王公道便登門造訪南昌市陸象山路明德里，受到新四軍南昌辦事處主任黃道（中共中央東南局統戰部長）和陳少敏（中共中央東南局組織部長）的熱情接待。

“早知你們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在南昌的突出活動，很是了不起啊。”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

不待新四軍辦事處領導話畢，葉進明、王公道不約而同地表示：“我們無條件為新四軍服務。”“全力以赴接送紅軍游擊隊下山集結！”

上海地下黨劉寧一得知煤業救護隊與新四軍建立起關系特別高興，并指示將煤業救護隊的組織關系轉到新四軍軍部，支部書記余繼良在滬組織帶領煤業公會會員屠松堯、孫章海等數十人在南昌參加了新四軍，甚至連劉鴻生的內侄、元泰煤號救國會的骨干陳昌吉也加入了新四軍。

通過煤業救護隊參加新四軍的更多是上海孤島各行各業的青工和流亡學生。

據北京新四軍研究會軍部分會編著的《回顧新四軍軍部》一書記載：

軍部移駐皖南后，在巖寺祠堂召開盛大晚會，歡迎中國紅十字會交通股金芝軒、田萼芳主任。軍部正式聘請金芝軒為新四軍軍部交通運輸顧問、田萼芳為新四軍軍部醫療衛生顧問，發給兩位聘書。金、田兩主任宣布，上海紅十字會和上海煤業公會將繼續支持救護隊為新四軍服務。他們回上海后，繼續關心新四軍后勤工作，以經費、物資支援新四軍，每月最多達5萬多元。

煤業救護隊集體參加新四軍后，仍以原有的番號，利用紅十字會的特殊條件，經常不斷地往返于溫州、寧波、屯溪、南昌和巖寺之間，接運從上海輸送到新四軍的各種人員約2000人（包括三批難民和800名以“難民”名義來皖南參加新四軍的上海青年及兩批上海民眾赴皖南慰問團）。同時，煤業救護隊把上海支援新四軍的技術人員及大批醫藥、器械、印刷設備等源源不斷地運到皖南軍部。

6月底，救護隊遵照軍部領導的指示，除葉進明、忻元錫、陳昌吉等仍需保留紅十字會及救護隊名義，從事上層統戰工作外，大部分人員則留兵站工作（除了一個延安來的同志當站長之外，差不多兵站的工作都由他們負責），一部分年輕同志進教導隊學習半年，然后分配到軍部其他單位工作。煤業救護隊成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交通股一組組長樂時鳴，于1938年6月率一組大部分人員及二組部分人員去南昌，繼續進行傷兵救護運輸工作。在工作中他們排除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后來在面臨威脅時采取斷然行動，帶著3輛汽車，裝載保存的藥品和汽車零部件回到皖南巖寺兵站。以后樂時鳴又奉軍部軍需處的命令，在涇縣農村建立了洋燭廠。救護隊隊員石明林過去是鐵路工人，在新四軍后方留守處擔任了第一任修械所所長。還有部分隊員以“戰地文化服務社”名義籌辦印刷所，這是他們對新四軍建設最大的貢獻之一，它擔負了新四軍《抗敵報》和軍部教導總隊教材的印刷任務（李一氓語）。忻元錫為第一任所長，陳昌吉為第二任所長，黃源是第三任所長。此外還辦了紗布廠、造紙廠等，成為新四軍自建的第一批軍需工廠。籌建這些廠、所需資金均由金芝軒、田萼芳等人募捐。煤業救護隊的這批同志參軍后，大多數成為機關和部隊的骨干，后來在皖南事變中或在江南、蘇北戰斗中犧牲的有楊志華（軍政治部）、葉梧影、毛中玉、邵延鳴、毛梅卿（軍教導隊）、施奇（軍機要科）、周玉寒、王心淵、洪德生、董純道（指導員）、金克華、毛紀法（營長）、黃飛雄（兵站）、繆風樓（作戰參謀）、陸稼穡（團特派員）、周山（軍區保衛部長）等同志。

當時，皖南屯溪的情況是十分復雜的。屯溪號稱“小上海”，后撤的軍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都很多。新四軍方面對參軍者有著嚴格的政治審查，而國軍憲兵又在通往新四軍的各個交通要道層層設卡，阻止學生、青工參加新四軍。而煤業救護隊有“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大印（馮民全掌管）開出的路條。這大印很是管用，因為紅十字會名氣大，國軍憲兵也要禮讓三分。許多上海孤島的熱血青年就是憑著蓋有“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印章的路條，一批又一批地通過國軍憲兵的哨所，源源不斷地向新四軍皖南巖寺軍部報到。如陳安羽、張碧云等等。

當年葉進明、忻元錫從南昌通往上海途經寧波，曾遇到中國紅十字會一組的同志。這個組先后在寧波、永康、麗水設立傷兵轉運站。他們于1938年1月到達歙縣古關時，一直在轉運傷兵至1938年6月，還參加了南方八省游擊隊下山來巖寺傷員的接運工作。之后，這個組的大部分同志在皖南巖寺參加了新四軍。

上海煤業救護隊集體參加新四軍后，根據新四軍軍部指示，繼續保留煤業救護隊的名號，扛著國際紅十字會的旗幟，為新四軍服務，也為其他抗日友軍服務。

值班編輯：程紅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