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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兩千多年前，“取舍”已經成了中國人思考的哲學命題，恢宏厚重的中國史不斷給出錚錚有力的回響，在歷史長河中響徹千年而不衰：舍財，舍利，舍名，甚至舍命，方能取德，取信，取民，取大義。

徽州大地鐘靈毓秀，儒家文化綿延昌盛。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浸潤中，徽州人自古崇廉尚儉，戒奢重節，取舍有道。

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徽州府衙，于內堂懸掛一清代匾額，上書“清謹勤”，兩側楹聯為“少造一冤一枉乃為官正道，多索一分一厘是禍國殃民”，告誡做官為政者務必廉政為民；《徽州府志》言：“新安山峭厲而水清潔，其人務為高行奇節。”徽州自古盛行的廉潔之風，以取舍為先，取的是民心民意，舍的是私欲私利。

“取舍有道”的文化沃土，孕育了一大批剛正忠直、清勤廉潔、高風亮節的清官廉吏：宋代歙縣人俞易直，曾為彭澤縣尉，連續三任，廉潔為官，不圖私利，晚年貧病交加，時任知縣贈予錢財，毅然拒絕：“余從來貧窮，并非今日始，豈能臨死為此銀兩改變余生之為人！”明代黟縣有著“青菜知縣”之譽的胡壽安，在任期間恪盡職守，清廉自持，留下“一官來此幾經春，不愧蒼天不負民”的清正之風；晚清著名的歙縣籍清官王茂蔭，在《家訓和遺言》中寫道：“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只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舍上起。”留下“吾以書籍傳子孫，勝過良田百萬；吾以德名留后人，勝過黃金萬鎰。自己不要什么，兩袖清風足矣！”的廉政嘉言。

歲月輾轉，時代變遷，廉潔之風，山高水長，取舍之道，又添新意。歷史的腳步抵達近現代，徽州的廉政文化里又被涂抹上了一筆渾厚遒勁的“中國紅”。

“共產主義殉道者”——革命家方志敏，在他短暫的36年生命中，舍的是榮華富貴，取的是清貧為民，舍的是貪圖安樂，取的是民族大義。

“為了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為著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華麗的大廈，卻寧愿居住在卑陋潮濕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軟的鋼絲床，寧愿睡在豬欄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閑逸，寧愿一天做十六點鐘工的勞苦……”

方志敏的取舍觀里是對人民的一片赤子之情，是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之心。

徽州紅色歷史波瀾壯闊，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更是一部舍小家，舍個人私欲，與徽州人民心連心、共命運的歷史。

黃山區譚家橋，北上抗日先遣隊在這里進行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尋淮洲、粟裕等革命先輩殊死抵抗、浴血奮戰，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永遠如我們頭頂的星空一樣璀璨；休寧縣石屋坑，關英、劉毓標等叱咤風云的一代名將在這里留下了英勇戰斗的足跡；徽州區小練村，中共皖南特委秘書劉柏林在這里秘密發展黨的隊伍，后在震驚皖南的“小練慘案”中壯烈犧牲，數十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英勇就義。

徽州的群山與江河被革命的鮮血浸染，讓滲透了“中國紅”的徽州“取舍”文化積淀了更加厚重的底蘊，這一抹耀眼的“中國紅”彰顯的是舍生取義，人民至上。

“取舍”如一條浩浩蕩蕩的江河，各方仁人志士舍私欲取大義的嘉言懿行便是匯聚成江河的潺潺溪流，沖破阻礙，勇往直前，終成洶涌波濤，浩大聲勢。

烽火連天的20世紀初，陶行知先生毅然舍棄東南大學教育主任職務，上街道，下農田，進村莊，全面推行平民教育，創辦了曉莊師范。后又不辭勞苦，四處奔走呼號，推行“小先生制”，創辦工學團，辦育才學校，打破教育壁壘，為中國教育作出巨大貢獻。他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為中國教育建立了卓越功勛，他一生清貧，恪守廉潔。他曾說：“萬分清廉，不過小善；一念貪污，即為大惡。”為辦學，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褲子拿到當鋪換取學生的飯錢；他編寫教材得了一萬元稿費，全部拿去作了辦學經費。“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陶行知為“取舍”做了最生動的注腳。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副參謀長楊業功，曾任駐地第二炮兵基地司令員。他仿《陋室銘》寫下了《公仆銘》：“位不在高，廉潔則名。權不在大，為公則靈。斯是公仆，惟吾德馨”，寥寥數句，道破為官者該如何取舍。

當旅長時，他寫下“攜禮莫入”掛在門楣上，擋了行賄送禮者的腳步；當上將軍，有人找他謀求“關照”，被當面怒斥“有能力不用找，沒有能力找也沒有用”；當了司令員，經手上億的經費，他堅持“花好每個銅板”，一分一毫問心無愧。他用實際行動豐富了“從取舍起，奮發有為”的廉政內涵。

唯有正確的取舍方能樹清風正氣，唯有不忘初心堅守廉潔方能為民造福。大黃山續寫新的輝煌篇章，需要各級黨員干部賡續徽州廉潔血脈，從取舍起，奮發有為。

值班編輯：程紅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