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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處于我國東中部，介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之間，不僅通過淮河干支流連接東西，而且是我國南北交流的通道和過渡地帶。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民本文化是淮河文化的重要組成和精髓所在。

追溯淮河文化中民本觀的源頭，與治水息息相關。大禹治水是為了“民”。《左傳·昭公元年》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大禹的父親鯀因治水失敗被殺，大禹不計個人私怨，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面對滔天大洪水，大禹身先士卒，勞神焦思，曾三過家門而不入，治水十三年，終導洪入海，使民眾得以安居。大禹治水也是依靠“民”。據《孟子》記載，大禹劈山導淮的山就是今天淮河邊的荊山和涂山。荊山（位于今淮河西岸）和涂山（位于今淮河東岸）原是連在一起的一座山，擋住了洪水下泄的通道。大禹與當地涂山氏女聯姻，依靠并率領當地的廣大民眾把山鑿開，使洪水從中間傾瀉流過，并最終實現了導洪入海。治水成功后，作為治水英雄的大禹在民間有了極高的聲望和號召力。《左傳·哀公七年》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后來，大禹的兒子啟改禪讓制為家天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朝。《尚書·五子之歌》中記載了大禹對后代的訓誡：“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將民眾視作治國理政的根本，可見中國古代圣賢遠在數千年前即已萌生的遠見卓識及深沉真摯的政治意識。

淮河流域后世的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繼承并強調了“民本”的重要性。《管子·霸言》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里的“人”指庶民，即民眾。管仲認為，民眾是成就霸業和治理國家的根本，民心的向背是執政的根本。《管子·牧民》載：“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即，政權之所以能興盛，在于順應民心，政權之所以廢頹，則因為違逆民心。《管子·形勢解》載：“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即，只有讓民眾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才會得到民眾的衷心擁戴。《道德經》的“貴（指國君）以賤（指庶民）為本，高以下為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淮南子》的“民者，國之本也”，《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等都強調了人民群眾是國家的根基，是執政的根本。淮河流域的政治家曹操在漢末軍閥混戰的爭霸中把以民為本、關注民生、重視農業、國富民樂作為重要的政治理念，他推行屯田制，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并在自己的《蒿里行》《對酒》等詩歌中表達了國泰民安、國富民強的政治理想。明代的朱元璋是淮河流域成長起來的一代帝王，他認為“得乎民心，則得天心”“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并進一步推行了重農、抑富、恤貧、節儉等治國政策。

淮河文化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為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斷闡釋和豐富發展，并在當代釋放出新的時代能量。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毛澤東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黨帶領淮河兩岸人民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治淮斗爭，經過六七十年的不懈奮斗，實現了沿淮地帶“蓄泄兼籌”“人水和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百余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都是在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從“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從“以人民為中心”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將傳統民本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相結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為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圖景提供重要思想基礎和傳統文化支撐。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們要傳承弘揚淮河文化的民本觀，堅持人民至上謀劃和推進改革，充分發揮人民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切實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決好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和新要求，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單位：蚌埠學院。本文系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SK2021A0723]研究成果）

值班編輯：胡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