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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凡》是晚清思想家邵作舟的重要作品。它是近代西學大潮涌來之時，中國知識人在翻譯、涵泳、接受的同時，努力匯通中西，打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邊界，努力打通古今文脈，構建具有中國底蘊、中國風格、中國特色、近代特點的第一部具有體系意義的哲學著作。

一、《公理凡》概況

《公理凡》是一部手稿，寫于1890年。“公理”一詞，在中文中有三種不同含義，其出現的源頭也不同。第一種含義，是指社會公認的正確道理，如《管子·形勢解》：“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第二種含義，是指在一個演繹系統中不需要證明而作為推理出發點的初始命題或公式。第三種含義，是將自然科學中的原理，推廣、放大到社會科學領域，指稱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基本原理。所謂“凡”，即概論，《公理凡》即公理概論。

《公理凡》共五章，分別為《公理源流篇》《終始篇》《生息篇》《形質篇》以及《分合篇》，論述的問題，涉及哲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人體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述及的相對概念至少有45對，包括：幽明、始終、死生、生息、晝夜、陰陽、道器、吉兇、開關、往來、出入、縱橫、漸驟、感應、天地、黑白、遠近、古今、物我、人己、主客、是非、賢愚、彼此、大小、多寡、異同、巨細、內外、淺深、厚薄、先后、表里、精粗、清濁、正負、偏正、虛實、動靜、有形與無形、攝力與離力、抵力與對力、有定與無定、有窮與無窮、形而下與形而上。誠如胡晉接在序言所論：《公理凡》者，“所以求宇宙一切事物之公理者也”。邵作舟論述公理的方式，如同幾何證明題，先列命題，后列證明或解釋，其順序是由物理而推及人事，由有形而無形，由形而下而形而上，宗旨是探索萬物的消長、人事之進退、吉兇存亡之道。

二、所論“公理”舉要

《公理凡》所論“公理”，主要有萬物消長規律、物質運動慣性、量變與質變關系、決定事物本質的因素、萬有引力、物體內聚力與離心力的關系、時間與空間是物質存在的方式、物質的統一性、變易性、推動事物變化的動力、事物變化之內在邏輯、物體形狀的確定與不確定、器官與功能之間的關系、遺傳與變異的關系、事物文質關系、物質不滅、生物器官的功用及演變等。其宗旨在于打通無機物與有機物、植物與動物、動物與人類的界限，合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各種公理于一爐，繹出包羅萬象、貫通古今、普適而永恒的原理。現擇其中論述較為詳細者，作一分析。

萬物消長規律。邵作舟指出：“凡萬物皆起于無，由無而之有，則為長；由有而之無，則為消。先長后消而成一浪。長盡則消，消盡則長，循環無端，周流不已。積無數小浪而成大浪，如是以至無窮。”所謂“浪”，即周期。書中認為，事物的變化、發展由于消長生差，即消長不均衡性所致，這種消長不均衡性是呈階段性、周期性的，但從長時段綜合來看其階段性、周期性仍然消長相抵。所謂消長，其實是物質存在與運動的方式，也是物質變化的表現。邵作舟將消長即演變周期擴展到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所有方面，如生物器官的演化、社會職官的演變。

生機消長，物莫能遏。書中指出，萬事萬物“生機消長，物莫能遏”，事物的運動與變化是絕對的，不可阻擋的。這種運動是在多種力量作用下進行的，其運動方式亦呈多樣性，有的呈現最顯之漸速率，日新月盛，相連而不斷；有的呈現最隱之漸速率，若斷若續，將興忽廢，而前后不甚相續者。邵作舟認為，事物消長各有其內在動力，不可遏抑。這里說的是變化的動力，來自物質內部的矛盾運動，即吸引力與排斥力（攝拒之力）。那么，這種吸引力與排斥力又是怎么來的呢？邵作舟將其歸之于“天”，亦即老子《道德經》與《易經》里所說的天道，即自然規律。

事物性質變化規律。書中指出，事物性質的變化是有蹤跡與規律可尋的。推動事物變化的動力，來自事物所函各質與外界環境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事物變化，亦有其內在之邏輯，由近及遠，由小及大。事物性質發生變化，亦有規律，必由量變而質變。對于事物變化的外因與內因，書中用傳統的感、應二詞，認為“凡物之生而變也，外有所感，則內變而應之。”對于事物運動的內在因素，書中用比較籠統的仁、智、勇來表示，認為它們之間是體用關系，“凡生物之機，以仁為體，以智、勇為用”，且仁的平方等于智的平方與勇的平方之和。對于物質變化的量變與質變，書中用“漸”“驟”來表述。書中寫道：“一漸一驟，是為一界。積小界而成大界，以至無窮。”

物質產生與存在方式。邵作舟指出，“生”與“變”，即產生與變易，都是物質存在的常態，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易之中。他將“生”分為縱生與橫生兩種，“同類相合而生曰縱，異類相合而生曰橫”。變化亦有兩種，“人之一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未嘗同也，同而異者也。物之遞衍，由水生陸，由足生翼，未嘗同也，異而異者也。”他贊成朱熹的觀點，世間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書中指出，物質雖然有不同存在方式，但就其本質而言，是永遠不滅的。

物質性質之決定。書中指出，決定不同事物性質的東西，是各類事物之中的“主點”，所說“主點”，即物理學上的質點。書中稱，萬物皆有其“定點”，即重心。同類元素結合，必定于一點，形成單一物質。不同元素化合，必有一化合之點。同一物體，只能有一個定點，不可能有兩個定點。如果一個大物體由兩個小物體共同構成，而兩個小物體勢均力敵，則定點必在兩物相切之界；如果兩物體稍有大小，則重心必偏，大體在左，必偏于左，大體在右，必偏于右，故物之大者常為小者之主。作者將此理推演到人世，認為君臣關系、主客關系等均屬于此類。

有定與無定。書中指出，物質存在的形式，物質的性質，均存在有定與無定的特點。說其有定，均與點、線、面、體有關，“凡物自成一質，必由點而線而面而體，體也者點之積也”。說其無定，物質的存在是離心力與向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既無定數，亦無定形。作者認為，有定與無定的關系是辯證的，一方面，無定的背后，仍是有定，“無定者皆有定者也”，萬物之無定外形，均是有定之規律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有定者皆無定者也”，這些有定的規則，其實用范圍也是有限的，這些規則的出現也有其偶然性。

內聚力與離心力。書中指出，一切物質都存在攝力與離力，即內聚力與離心力。物質內部的攝力與離力是不斷運動與變化的，變化到一定程度，事物的形態與性質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他以此理解釋中國歷史：秦始皇二世之虐，則攝力變為推力。陳勝、吳廣揭竿，四方蜂起，于是，四分五裂，諸侯錯峙，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其后，章邯圍趙，楚兵渡河，項羽焚秦，民心歸漢，則彼之推力愈加，此之向力愈大；漢高祖亡秦滅楚而稱帝，到了漢武帝、漢宣帝時代，收夷貊，控西域，北臣強胡，南平百越，薄海內外，同奉一尊，于是，數大體之合歸于一。

三、以易為經，以各門科學知識為緯

邵作舟認為，探討宇宙人生的公理，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他專辟《公理源流篇》，摘錄中國古圣先賢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并加以發揮。他所依托的傳統資源，最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是《易經》。書中認為，無論自然萬物之理、社會之理、人生之理，都可以在《易經》中獲得解釋與啟發。同時，他援引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話，認為尋求涵攝宇宙、社會、人生的公理是可行的；他援引“二程”、朱熹等宋儒關于格物致知的論述，認為“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正是本著這種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格致精神，他開始了總結、提煉天下公理的努力。

正因為以易為經，以各門科學知識為緯，所以，陰陽這對范疇在《公理凡》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邵作舟的貢獻，在于將陰陽的內涵擴展到近代引進的各門學科中，運用到對各種公理的闡釋中。他說：“凡物成一體，必有陰陽兩面，其正負在在皆為相當之式”。邵作舟認為，陰陽有三種類型，即正負、統屬與對待。所論“統屬”也屬陰陽關系，似為邵作舟首創。邵作舟所舉例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類”，明顯是一種綱目、主輔關系，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陰陽關系。至于“對待”這一范疇，如其所舉耳目、手足之類，兩耳、兩目、兩手、兩足之間并無依存、消長與轉化關系，左耳不依賴右耳、左手不依賴右手，亦稱陰陽。邵作舟這樣明確地以正負、統屬與對待這三對范疇來解說陰陽的，似前所未有，也存在很大的討論空間。

《公理凡》是一部奇書，是可闡釋空間很大的哲學著作。邵作舟志向宏大，意欲融各種學科知識為一爐，鍛造出屬于他自己的哲學體系。自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以后，特別是晚清以后，西學對中國影響至廣且深。西方近代知識傳入以后，中國不少飽學之士，都曾試圖將中西學問打通，作一綜合思考。邵作舟的《公理凡》則是這一類成果中別具特色者。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公理凡》寫于1890年，那時，通過日本轉手傳入西學的大潮還未到來，包括哲學、邏輯學、歸納、演繹、倫理、社會等名詞，在中文世界還沒有出現，邵作舟即能以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為基礎，涵泳西學，闡釋西學，撤除中西藩籬，打通古今脈絡，合中西古今為一爐，自覺地進行綜合思考與學術創新。這個時間節點，與《公理凡》風格接近的兩部書，即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譚嗣同的《仁學》，都還沒有寫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邵作舟是晚清中國自覺構建整體性哲學的第一人。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邵作舟生平與思想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報告）

值班編輯：胡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