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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武。全椒縣退役軍人事務局供圖

1944年，抗日戰爭到了極為關鍵的一年，全椒縣各地青年踴躍參軍、響應號召，李大武就是這一年參軍的。

“聽到新四軍的宣傳，我就打定主意去當兵了。”李大武說，報名前，家人叮囑，要報大一點，“當時14歲的我，就虛報了一歲。”

“你15歲嗎，個子不高嘛。”帶兵的部隊領導問。

“我個子不高，但是我平時放牛，跑步也快，我可以給你們送信、保證不會被日本人發現。”李大武的機靈與堅持，讓他最終留在了部隊。

抗戰時期的情報傳遞，高度依賴通訊員的能力素養。李大武不識字，在新兵連中，他一邊訓練、配合部隊與日軍周旋戰斗，一邊利用空閑時間識字學知識。

終于，在刻苦勤勉的學習下，1945年2月，李大武被正式編入新四軍二師四旅，成為羅炳輝師長麾下的一名通訊員。

李大武回憶，從新兵連到正式編入部隊后，轉戰多地，歷經生死。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發動內戰，李大武跟隨部隊北上，與敵人在津浦鐵路中段作戰。作為通信兵，他一路勘察送信，保護部隊機關人員北上。

1946年春，部隊要穿過藤縣到達費縣，在藤縣與費縣之間的必經公路，國民黨軍隊在此埋伏重兵。

敵眾我寡，如何尋找時間和地點上的突破點，成了李大武與戰友們的首要任務。

“當時沒有任何電子通信設備，偵查全靠眼睛與腦子，通信全靠兩條腿一張嘴。”李大武與戰友在敵人周邊蹲守兩天兩夜，找到了敵人巡邏的規律。

“前幾次穿越很順利。”李大武說。在第五次穿越過程中，沒想到敵人去而復返，戰士們剛進入樹林，敵人的子彈如雨點般襲來，有人倒下又爬起來，一邊回擊一邊繼續往密林里撤。李大武聽到密集的槍響聲，便折身回來看，只見炊事班班長已倒在血泊中。

“我當時悲憤不已，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冒死也要把其他戰友安全送出火線。”隨后，李大武多次往返交戰地，尋找未撤離的戰友，確認所有戰友撤離后，獨自一人尋找機會到達費縣。

在這過程中，他與大部隊走散了。“我沿著山路一直向北，我心中相信，一定會找到大部隊。”經過16天的奔波，李大武在祁蒙山腹地臨沂找到了部隊。

“與指導員見面的那一刻，我激動得哭了。”李大武回憶，歸隊后，部隊召開大會，授予李大武三等功獎章，“獎章不大，細長的鐵牌，我一直隨身攜帶，后來在一次搬家的過程中丟失。”談到此處，李大武感到深深地遺憾。

“我是幸運的，真正的英雄都犧牲了，我算不得英雄。”如今的李大武，在家時常關注國家大事，“勝利來之不易，希望青年人好好讀書，將祖國建設得更好。”

 

許子文。受訪者供圖

在舒城縣春秋路附近的一個小區內，許培志老人拿出父親許子文的革命殘廢軍人撫恤證，上面清晰地寫著“新四軍二師野戰院長”“1940年淮南路炸傷”等字樣。

老人端詳了好一會兒，向記者講述起父親許子文在新四軍當軍醫的抗戰故事。

“父親的醫術，是祖上傳下來的，鄰里周邊有個什么小毛病，都會找父親看看。”許培志回憶。

1938年的一天，一群人匆匆來訪，敲響許子文的家門。開門一看，是中共舒城干汊河黨支部書記吳匡伯，身后的擔架上抬著的是受傷的新四軍第四支隊的戰士。

見此情形，許子文連忙讓人抬進來，拿出藥箱，熬著草藥，救治傷員。

“沒想到，一次偶然的救治，卻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不久后，這名被救治好的戰士將醫術了得的許子文介紹給了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

與高敬亭見面后，許子文毅然決然參加新四軍，在第四支隊野戰醫院擔任軍醫。

參軍不久后，許子文便迎來了第一場戰斗，在合安路大關附近，四支隊偵查到消息，一伙日軍運輸隊將從大關附近經過，許子文便隨著四支隊七團三營在此伏擊日軍。這一仗，繳獲了大量物資。

“每次戰斗后，父親許子文在救治傷員時，經常讓我打下手。”許培志說，那時的自己七八歲，成為了戰場救治小助手。

 

許子文的革命殘廢軍人撫恤證。 受訪者供圖

1938年5月12日，侵占巢縣的日軍經常派出部隊到蔣家河口“掃蕩”。許子文所在的部隊決定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5月12日拂曉，部隊按計劃進入地點完成埋伏，上午8時左右，巢縣縣城方向的河面隱約出現兩艘汽艇。

日軍汽艇越來越近，一到伏擊圈，營長下令開打，頓時，槍炮齊發，子彈鋪天蓋地，許子文和衛生隊醫護人員匍匐在二線陣地，隨時準備救治傷員。

戰斗持續僅僅20分鐘，就將所有敵人消滅，而我軍無一人傷亡。

“有一次來了一個年輕傷員，傷勢很重，只能截肢保住性命。”許培志回憶，戰場醫療條件差，傷員們的傷口包扎，只能用浸了鹽水的老布。

當許子文為這名年輕傷員治療時，傷員在意識模糊中讓許子文不要救他，把物資留著給更多需要的戰友。

許子文見狀，抓住傷員的手：“我們絕不會拋棄我們的戰士、決不放棄任何一名傷員！”

這樣的場景許培志經歷了無數次，但講起來依舊驚心動魄、熱淚盈眶。

許培志唯一的遺憾就是，父親平時隨身攜帶的藥箱已不在身邊，當年父親告訴他，要用生命保護好藥箱，因為“這里面裝的是革命的火種”!

 

鮑啟太。 張妍 攝

“干革命、上戰場、打鬼子！”在宣城市宣州區九洲小區，得知記者要采訪抗戰故事，胸前掛滿榮譽勛章的鮑啟太話語鏗鏘有力。

1929年出生的鮑啟太，從小就家境貧寒，還面臨日軍的殘酷迫害，“那時我還小，他們拿槍對著我大伯，五十歲的大伯便被日軍殺害了。”

少年時的鮑啟太，耳聞目睹太多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保家衛國的想法在心中慢慢發了芽。

1940年，年僅11歲的鮑啟太，便主動要求參軍，“穿軍裝，保家衛國”成為鮑啟太堅守畢生的信念。

“那時我個頭不高，參軍都被拒絕了。”鮑啟太說，雖然因為年齡以及身高等，暫時不能參軍，但他保家衛國的熱情卻愈發高漲。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鮑啟太憑借著決心和毅力，1941年，終于如愿加入新四軍。

在軍中，鮑啟太成為一名衛生員，在戰場上穿梭，背上背的不僅是傷員，更是沉甸甸的責任。

從小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鮑啟太，學習醫藥知識稍顯困難，“我把藥品的英文名開頭、中間、結尾的幾個字母寫在手臂上，發放藥品的時候，一個一個對照。”

戰場上，硝煙滾滾，到處都是翻滾的濁浪。在山東棗莊，面對日軍的大規模進攻，鮑啟太奮勇殺敵，子彈呼嘯而過，炮彈迎面而來。鮑啟太摸了摸胸口、指了指手臂，“這些都是在那場戰斗中受的傷。”

“我不怕受傷，更不怕死，在城墻上，我干掉了好幾個小鬼子。”鮑啟太斬釘截鐵地說，作為一名醫療兵，不僅能上陣殺敵，當炮彈來襲時，還要義無反顧保護傷兵，傷兵的性命高于一切。

“在淮海戰役，我一晚上負8次傷，飛機來丟炸彈，把我壓到那個土里面了。”鮑啟太指了指臉，“那一瞬，好像沒有聽見爆炸聲，只覺得一股巨力狠狠撞在臉上，炮彈碎片扎進皮肉。”

在鮑啟太的手上，記者看到，當年炮火殘留的痕跡留在了老人的大拇指里，這是刻在老人心里永不磨滅的勛章。

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鮑啟太是名副其實的“三戰老兵”，如今的他，早已從原宣州市人民醫院離休。看著那些勛章，鮑啟太堅定地說：“有人民撐腰的軍隊是戰無不勝的！”

 

高維田。 史九永 攝

“那時候還沒入伍，我就在金集街的路邊支著個小攤賣烙大餅，每天天不亮就忙活開了。”

“一天早上，攤子剛支穩當，林永昌、王國珍、陳門才三人來我家的攤子吃早點，幾人圍湊在一起，不知怎么就說到了當兵的事，你一言我一語的，越說越起勁兒。”

“最后我們四個人拍著大腿達成一致，要當就當新四軍。說走就走，等我把挑子放回家，我們一行四人就一道去參軍。”

在金集中學，離休后的高維田仍不閑著，義務為全校師生作革命傳統教育報告：“大家的興致很高，我很高興能分享抗戰時期的故事，希望有更多孩子能銘記那段歷史。”

1925年9月，高維田出生在天長市金集鎮一貧苦家庭，年少時期，面對日軍侵略的殘暴行徑，他與三個朋友毅然決然準備參軍報國，“國破哪還有山河，一定要將日本人趕出中國！”

1943年，部隊在彭家庵駐扎時，日軍、偽軍小隊前來攻打。

緊急情況下，班長把一個班分成兩波。第一波架好槍，聽號令開槍，打完就撤，第二波上。兩波攻擊下來，日軍已出現傷亡。

“我們人少，打完就退，決不戀戰。”高維田回憶，要用最小的代價保證戰果，完成阻擊任務。

八百橋的戰斗是為了配合英雄嶺的正規軍作戰，高維田所在的部隊負責截斷敵人的運輸線。

“1943年9月底接近10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偵察到山頭上敵人很少，日軍、偽軍在一起20余人，于是我們在偵查好了之后選擇主動出擊，扔了幾顆手榴彈把幾名日軍炸死后，20余名偽軍就繳槍投降了，我們一個排的人一個也沒有犧牲。”

抗戰勝利后，高維田又參加了解放戰爭，歷盡多次重大戰役。1963年，高維田轉業回到家鄉天長工作，先后擔任過天長水電局局長、天長農辦副主任等職。1984年，高維田離休。

現在的高維田上了年紀，但在與記者的交流中，他依舊精神抖擻，思維活躍。在高維田家中，大女兒高慧時常勸他少出去參加活動、少作報告，但是老人家一直不同意。

“像我這樣從生死線上過來的老戰士不多了，能多講講就多講講。我要再加把勁，讓紅色故事更好地流傳下去，讓紅色精神在更多人心中生根發芽。”高維田說。

值班編輯：桂陽